西藏獨立路線圖(上) 西藏 西藏獨立路線圖(上)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嶺1. 官僚集團成為主導這個路線圖從分水嶺出發。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從未認真地對待過西藏獨立。這個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讓我第一次正視西藏有了實現獨立的可能。如果說此前西藏獨立只是夢想的話,此後西藏獨立卻浮出現實的水面,進入了目力所及的視野。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主要推動者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權力體系中擔負“ 反分裂”職能的官僚集團。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的中國,一直是身受帝國主義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國人牢牢記住了那段屈辱,卻很少有人去想中國也曾是一個帝國,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進行過巨大的疆土擴張,雖有過被其他帝國打敗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繼承著相當一部分帝國遺產,包括西藏在內。今天,西藏領土占帝國版圖的四分之一,西藏問題在帝國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國的黨政權力體系中有諸多部門與西藏有關,其中省部級以上的部門有如下十三個:1、 西藏自治區2、 青海省3、 甘肅省4、 四川省5、 雲南省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7、 中共統戰部8、 公安部9、 國家安全部10、 軍隊11、 武裝員警部隊1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3、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這些部門都設有專門處理西藏問題的機構,有一批長期甚至終生行使這種職能的官僚。除了這十三個部門,還有以下十一個雖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樣擔負“反分裂”職能、設有反分裂機構與人員的(省部級以上)部門:1、 中央政法委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3、 新疆自治區4、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 內蒙古自治區6、 外交部7、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8、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9、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10、 香港中聯辦11、 澳門中聯辦加在一起,中國的官僚體系中具有“反分裂”職能的部門共計有二十四個,乃是一個相當大的集團,擁有的權力、人力和資源非同小可。在處理這次西藏事件中,他們是一個聯盟,主導了整個處理過程。這一點與毛時代和鄧時代不同。當年無論是對西藏實行“統戰”或“平叛”,還是“撥亂反正”或“戒嚴”,都是權力高端決策,官僚集團執行。而這次西藏事件,權力高端基本無所作為,完全由官僚集團自行處理。這不能簡單認為只是高端下放權力。實際上,拉薩事件發生的當月,中國總理溫家寶曾在老撾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時呼籲,希望達賴喇嘛能夠施加他 禮服的影響平息西藏事件。這種前所未見的說法引起了國際廣泛關注,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後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團對事件的處理方式沒有任何變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權處理西藏問題,不僅不需要權力高端進行決策,甚至即使高端進行了決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團的意圖,也不會生效。這種局面很可能會成為今後的定規。至於為什麼發生這種變化,容後再述。在權力高端能夠獨裁時,一方面會有專橫、粗暴乃至荒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遠矚、撥亂反正、突破和變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遙,有時就在於當權者的一轉念。而當官僚集團成為主導時,就不會再出現那種戲劇性,而是落進明確的規則框架。官僚集團是一種互相牽制、按部就班、墨守陳規的結構。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團是一個利益主體,如果由它控制決策,所有決策都必須符合其自身利益。當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官僚集團就成為破壞者,不僅破壞民眾利益,也會破壞它本當為之服務的統治目標。“反分裂”官僚集團正是這樣,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驅動“反分裂”的行動時,結果是把中國推向更危險的分裂。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看一下這次西藏事件的脈絡。類似拉薩的“3.14”街頭抗議和暴力事件,其實在中國內地屢見不鮮。內地處理事件的方式已經很糟,但如果對“3.14”事件採用與內地同樣的方式——新聞封鎖、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鎮壓加安撫、在下級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憤等——很可能就不會發生隨後波及整個藏區的連鎖反應。然而對西藏問題,官僚們卻不會有這種平常心。因為首先西藏被世界關注,事件會引發國際輿論;其次西藏動亂會使當過西藏主管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難堪,層層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佈“西藏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出了這種自打耳光的事必須自圓其說。在中國官場,如果是由少數個人或單一部門承擔責任的事,可以通過找替罪羊的方式處理,官僚之間的競爭也容易導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責,在花了那麼多錢、用了那麼長時間、下了那麼大功夫之後,仍然出現如此規模的民眾抗議,僅憑常識也會知道是治藏路線的失敗。然而治藏路線是由眾多部門共同推動和執行的,承認路線失敗,十三個涉藏部門都脫不了干係,其他的“反分裂”部門也會 保濕面膜受連帶影響。這種責任是整體性的,面臨的問責也無法靠官僚之間的推卸化解得了,諸多官員的仕途前景都會受影響。因此,“反分裂”官僚們必須團結起來,結成聯盟,共同行動,幫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責任,才能讓他們一塊得到解脫。責任如何推卸得最徹底?可想莫過於推給“達賴集團”。因為不管什麼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責任。只有把責任推到境外,才能讓自己完全無關。西藏自治區當局在拉薩事件發生當天就對新華社宣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這種宣稱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門和反分裂部門當作統一口徑。雖然他們至今也不能把“足夠證據”展示於世,可見只是推卸責任的謊言。然而官僚們並不在意能否拿出證據,他們的目的是在第一時間主導輿論。這一點的確是被成功地做到——他們的謊言立刻變為中國輿論的眾口一詞,成了一種不容置辯的話語模式,起到了誘導和迫使社會(包括權力高端)遵循同樣口徑的效果。起點決定走向。起點失之毫釐,結果差之千里。這種出於推卸責任的官僚口徑,決定了後續行動的框架,也決定了事態發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薩發生鬧事的區域曾出現數小時放任狀態,週邊已經集合的軍警不進入,不行動,任憑暴力行為升級。很多人對這個奇怪現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釋中,我比較傾向於這種做法是為鎮壓“培育”理由,以及為了拿到“宣傳攻勢”所需的電視畫面。一方面把攝製組部署進鬧事地點完成拍攝需要時間;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時會不斷升級,可以給鎮壓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畫面作為證據。如果從鬧事初起就動用警力控制,事件規模會小很多,有利全局,卻不利相關官僚。因為事件既已發生,在較低烈度時鎮壓會引起非議指責,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滿,既不能讓官僚有效地轉移事件責任,還可能增加處置不當的罪名。因此他們寧可按兵不動,讓事態擴大,等待事件達到充分嚴重的程度,可以被認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之時,再進行鎮壓。那時外界無法指責,北京也難以怪罪。這就是專制制度的特點——權力體系中每個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於核心位置,以個人得失決定行動。官僚為了個人算盤,寧可把事情推向惡性發展的方向,不管會造成什麼惡果。回顧此次西藏事件的脈絡,從拉 建築設計薩僧侶的和平請願,一步步發展成遍及藏區的動盪與鎮壓,以及擴大到全球的抗議和反抗議,很多環節都有這個因素在起作用。2. 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3.14事件發生後,官僚們首先要向政權高端、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證明鎮壓的必要與合法。他們採取的方式是先發制人,利用一切輿論手段進行頻繁的資訊轟炸;同時封鎖現場,阻斷資訊,不讓對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證據,由此達到壟斷輿論的目的。與中國其他地方發生類似事件時媒體幾乎不報導,更少見諸電視畫面相比,這次對拉薩出現的暴力卻一反常態,十幾個小時之後就通過電視新聞把畫面送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對漢人的施暴,不談事件起因,單一地表現成藏人攻擊漢人(儘管存在這種攻擊),歸咎於境外操縱的分裂,由此煽動漢人針對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對立是一個國家發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應該避免的分裂,然而擔負“反分裂”職能的官僚集團卻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製造這種分裂。他們不是不知道後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這種對立,需要的就是這種後果。只要煽動起中國主體族群——漢人的民族情緒,形成同仇敵愾的社會氛圍,就可以讓他們躲在後面,不但可以避免來自民意的質詢和追究,還能借助洶湧的民意把權力高端納入他們的軌道。任何對陰謀論的懷疑,對己方的檢視,力圖溫和的處理方式,緩和矛盾的用意,都會在激憤的民意威懾下無法伸張,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謊言成為不容懷疑的定論,不斷放大,裹挾所有聲音和行動。這種宣傳不會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澆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藏人抗議局限在拉薩,這次卻遍及整個藏區,其中電視是重要原因。當年少有的電視現在普及到各個角落。雖然藏人攻擊漢人的畫面可以讓漢人認同對藏人的鎮壓,但是對藏人的效果卻相反。各地藏人在日常生活中積澱的不滿,很容易被直觀的電視畫面引發出來。可以說,電視在相當程度上成了引發藏區抗議的動員令。作為藏人,不但理解和同情拉薩街頭發生的行為,有些人還會被電視內容誤導,認為應該用同樣行為表達不滿。藏區個別地方發生針對異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拉薩街頭的電視畫面後。當局把藏區各地同時發生抗議作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證明。其實哪里需要組織、預謀和策劃,讓各地藏人同時看到拉薩人已經起來的活生生畫面,就足以讓 西服他們同時走上街頭了。而這個動員令,正是當局自己發出的。另一方面,單方面取捨材料、不探討理由只渲染現象的輿論煽動,把事件片面表現為藏人對漢人的無端仇殺,造成的結果是漢人與藏人的種族切割。近年漢人對藏文化表現出的嚮往和親近,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彎,變成了對藏人整體的畏懼和仇視,把藏人視為恩將仇報的民族。互聯網上充斥中國憤青對藏人的狂熱辱?。對藏人的排斥成為中國社會彌漫的風氣。到處發生對藏人的歧視與不公。機場、旅館、各種檢查站,只要見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對待。甚至藏族兒童在學校也受漢族同學欺侮。這種出自漢人的整體敵對,把藏人整體推到了漢人的對立面。出於對官方宣傳的反感,藏人對官方言辭一概抵制,同時也對漢人的仇藏還以相反的仇漢。可以說,從這次事件後,漢藏之間已經形成了以血緣劃分的種族對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隨後舉行的北京奧運會期間,本無民族區分的藏族孩子從以往為中國加油變成每見中國失掉金牌就歡呼。孩子的變化,正是預示西藏問題的長遠走向。在這次西藏事件前,西藏獨立的其他條件一直相當充分——單一民族、單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歷史地位清楚,國際社會高度認可,有眾望所歸的領袖和運轉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備的是最重要的條件,即作為藏人主體的境內藏人缺乏追求獨立的足夠動力。雖然西藏問題長期存在,但是集中於政治、歷史或文化層面。雙方被捲進糾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上層、知識界或國際社會。即使是一九五零年代的藏人武裝反抗和達賴喇嘛出走,也被毛澤東化解為階級鬥爭,並未變成種族對立。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薩抗議因為沒有擴散到其他藏地,也未影響到整體的藏漢關係。兩個民族的普通民眾之間,可以說此前關係一直比較和睦,甚至比較親近,在境內藏人多數不追求獨立時,有利於西藏獨立的其他條件再多,也不會發生作用。我過去之所以沒有正視西藏獨立前景,原因正是在這裏。但是這次西藏事件卻在藏漢民族之間整體地切開了鴻溝。民族關係變成了種族對立,情況就發生了本質變化。上層和精英之間的民族矛盾相對容易化解,政策變化、體制改革、翻案平反等都可能成為出路,然而以血緣劃分的種族矛盾涉及每個人,遍佈在兩個民族日常交往的所有細節。雙方任何成員、任何接觸都可能成為衝突之源。而所有衝突都會起到繼續動?酒店工作漣@用,使得種族之間仇恨增長,冤冤相報,衝突升級,兩個民族只能越走越遠,從此踏上不歸路。這時受到壓迫與歧視弱勢民族一方,產生要求獨立的訴求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一旦境內藏人普遍把西藏獨立當作願景,西藏原本具備的獨立條件就立刻變得有效。正是這個重大變化,使得西藏獨立進入了現實層面。雖然最終能否實現獨立還要取決於歷史時機和外部環境,但至少從藏人自身而言,條件已經齊備。這是此次西藏事件完成的轉折。如果“藏獨” 方面要論功行賞的話,頭功理所應當該授予的就是把藏漢民族變成了對立種族的中國“反分裂”官僚集團。3. 預期的自我實現既然從一開始就把事件定性為“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對於把統一奉為最高原則的政權,處理方式就只能是堅決鎮壓,沒有緩和餘地。這是藏區各地政府和官員不敢有違的立場,也是軍警執行鎮壓的指導思想。拉薩事件發生後,藏區各地政府及軍警的過度反應與草木皆兵——大規模逮捕、暴力鎮壓、刑訊逼供、封鎖寺廟、迫害僧人,人人過關等,引起藏人廣泛不滿,促使更多普通百姓捲入其中,致使反抗擴散到整個藏民族,應該是這次西藏事件規模如此擴大的另一主要原因。在官方宣傳灌輸下,從外地調進藏區執行鎮壓的漢人士兵把藏人一概視為分裂國家的敵人,因此以仇恨心態對藏人施暴,引發了很多本來不該發生的衝突。比如漢人士兵見到藏人家裏供奉“分裂集團頭目達賴”的照片,會粗暴地進行損毀,甚至逼迫藏人自己動手損毀。這對把達賴喇嘛視為至尊的藏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藏族老人為保護達賴喇嘛像而遭士兵毆打,老人的子女當然憤怒,親屬和鄉親也會不平,於是捲進更多的人。衝突就這樣發生和擴大,演變成事件,甚至導致軍警開槍,造成傷亡,再被歸於“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進行鎮壓。類似之事這次各地多有發生,其實往往並無政治內涵,完全屬於“激起民變”。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總結的“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至今已化為官僚集團的基本思維,是所有官僚奉行的準則。按照他們的權力崇拜心態,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他們在民族地區實行的政策是“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後來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這種窮兇極惡在這次西藏事件得到充分體現。本來許多和政治無關的活動,如過節、賽馬、宗教法 花蓮民宿會等,只是傳統風俗,自古已有,但是在把“非我族類”視為“其心必異”的官僚眼中,尤其是外地調來、全然不瞭解民俗的軍警來看,只要聚眾就可能出事。既然要“先發制敵”,“不露頭也要打”,最穩妥的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聚眾,封殺所有民間活動。或者即使沒有禁止,也要重兵防範,軍警包圍,架設武器威懾等。可想藏人對此的反應——“憑什麼你們能開奧運會,我們不能開賽馬會?!”血氣方剛的藏人面對如臨大敵且態度蠻橫的軍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引發衝突,釀成事件。對當局來講,那正好驗證了聚眾就會出事的判斷,於是更加禁止民眾活動。孰不知之所以出事,恰恰就在於他們的這種判斷。其實,即使從統治者角度,把全部矛盾“消滅在萌芽”也非好方法,因為“萌芽”不能真實地顯露事物性質。有些“萌芽”本來並非“不穩定因素”,讓其生長只能有利於穩定,而粗暴的“消滅”卻將其推到了敵對,等於製造了新的敵人。即使這種鎮壓一時造成穩定的表面,但是從長久看,不穩定的因素不會被消滅,只是壓抑和積累,等待時機形成更大的爆發。僧侶在藏地本是理性與和平的群體。當他們以和平請願的方式表達不滿,如果當局能夠虛心聆聽,正面互動,對藏地的長遠穩定肯定只有好處。然而當局內心深處把僧侶視為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達賴紮根西藏的基礎、西藏獨立的土壤、鬧事者和煽動者,總之都是負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侶挑戰,就會條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舉動。 3.14拉薩街頭出現的暴力事件,與此前連續幾天軍警毆打和平抗議的僧侶有直接關係。那幾乎是一模一樣重複1987年拉薩事件發生的起因,讓人驚訝當局不汲取教訓的顢頇。對藏人稍有瞭解就會知道,與官僚對僧侶的蔑視與厭惡相反,僧侶在藏人心目中地位極高,既是藏傳佛教的三寶之一,又是藏文化的傳統知識份子,作為藏人精神世界的引導者和護佑者,受到藏人極大尊崇。因此藏人最不能容忍僧侶遭受虐待和羞辱。軍警對僧侶的暴力行為會引發藏人騷亂幾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權力傲慢遮蔽了雙眼的帝國官員才會看不到這種後果。而當局並未反思,反而變本加厲。各地僧侶被當成主要打擊對象;眾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廟遭到軍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參與抗議的僧侶大批被抓,還有很多僧侶被限制行動自由;一些寺廟長期被關閉;外地戶口的僧侶被驅趕;強令所有寺廟開展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逼迫僧侶們公開譴責達賴喇嘛。很?濾桶h僧侶為了躲避這種人人過關離寺出走,有些寺廟竟走得幾乎無人。如果說在這次西藏事件發生前,僧侶中還有不少是不問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滿只停留在政策層面,並未導致整體否定中國的統治,這次事件卻使西藏僧侶集體地轉向對西藏前途的政治思考,贊成西藏獨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中國當局把西藏僧侶整體地推到敵對位置,等於是給自己製造了最難擺平的對手。西藏傳統民歌這樣形容僧侶:“立起是一支香,倒下還是一支香,抓我的腦袋只有頭髮,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說的就是僧侶無家庭牽累,無後顧之憂,因此無所畏懼,敢於反抗和挑戰。之所以西藏歷次事件總是僧侶打頭,這是重要原因。同時,以僧侶在西藏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侶在西藏民間的廣泛滲透,他們對中國統治的不滿和西藏獨立的訴求絕不會僅限於自身,而是一定會對藏人百姓產生廣泛影響。官僚集團的另一種行為——急於拿出事件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證據,為此大量抓捕藏人,使用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等,在這次西藏事件中也波及眾多藏人及其家屬,造成廣泛的離心離德。在實施了眾多迫害後,最終也沒有拿出自圓其說的證據。媒體對達賴喇嘛的指控在藏人聽來全是謊言,即使對未發生抗議的藏區,也使民眾心生反感,造成擴大矛盾和製造仇恨的效果,反而會讓更多的藏人考慮“分裂”是不是更好。當局進行的“反分裂”宣傳等於在給分裂意識提供素材。藏語中的“西藏獨立”——“博讓贊”原本是多數藏族百姓不知道的辭彙,也沒有這個概念,但是經過長期的“反分裂教育”,這個詞現在變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在這次西藏事件中,“博讓贊”成了從僧侶到普通市民到農牧民甚至小學生都要喊的口號。這就是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把藏人當成敵人,藏人最終會真成為敵人,處處防範藏人“分裂”,藏人最後就會真要分裂。對這次波及整個藏地的抗議運動的性質,觀察者有不同解讀。其中主要分歧在於,這究竟是要求西藏獨立的政治運動,還是僅僅在表達對經濟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滿。讓我來看,這次事件的過程不見得有明確的西藏獨立訴求,而是諸多因素綜合所致,包括發展造成的落差,經濟層面的不滿,移民問題,境外影響和“羊群效應”等,官方宣傳的反向動員和鎮壓反彈更是起了推波助瀾之效。然而這次事件的結果,卻是讓藏人普遍有了西藏獨立的意識,形成廣泛認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發生類 室內設計似事件,西藏獨立將會成為眾多藏人的共同訴求,成為自覺的運動,並會在發展過程中作為主要的驅動力和思想指導。4. 中西民間的交惡中國民間與西方民間過去沒有多少矛盾,中國人對西方人好感居多,對西方媒體也相對信任,即使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也只是針對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對中國人也無惡感,雖然西方社會與媒體經常批評中國政府,卻是把中國民眾當作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然而在這次西藏事件中,雙方民間卻直接交鋒並且對立起來。中國民眾對西方媒體大加討伐,對西方民眾也惡言相向。這種態度轉變,是中國官僚集團輿論戰的成功。不過輿論戰所依賴的條件——官方壟斷資訊,對於成功煽動中國人是必要條件,同時卻是必然受到國際社會質疑的原因。為了封鎖資訊,當局於3.14事件發生當天就在拉薩限制外國人行動自由,隨之將所有外國人驅離西藏。此後各地藏區長期不許外國人進入,到處設卡檢查。圖像被視為最敏感資料,執行命令的軍警大量侵犯人權,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圖像,有的藏人僅因為用手機拍攝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長期關押;即使是漢人被發現在藏區拍攝了“敏感”圖像也會受審問、沒收設備或刪除圖像。嚴密的資訊封鎖使得西方媒體幾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間接消息進行報導。而間接消息容易出錯,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體在中國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共宣傳部門與西方媒體的多年鬥爭中第一次佔據這種上風,十分得意。然而這並不能讓西方媒體服氣。中國民眾一面倒的謾?、恫嚇,加上中國政府對西方媒體的制裁與施壓,只能把被稱作“第四權力”的西方媒體整體地推到與中國長遠為敵的位置。雖然中國人的敵意會使西方媒體報導時更加仔細,更多考證和平衡,然而也會使他們對中國的厭惡增加,不僅厭惡專制政權,也厭惡中國人表現出的狂熱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後只要有機會,類似這次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聯合圍剿還會發生。而西方民眾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被媒體主導。得罪了西方媒體,將其推到對立面的結果,最終勢必轉化成西方民眾眼中的中國更加妖魔化。事實上,正因為中國的新聞封鎖,西方公眾即使無法從本國媒體得到第一手消息,也決不相信中國媒體,並且質疑中國官方在西藏問題上的所有言詞。因為這對他們是簡單常識——只有謊言才需要封鎖資訊。即使封鎖能做到讓人不知道謊言的具體內容,但是徹底的方法就是對封鎖資訊者所說的一切全部當作謊言。之所以西方民眾對北京奧運火炬進 ARMANI行激烈抵制,也是因為缺乏其他管道進行有效表達,借此發洩對中國當局封鎖真相的憤怒。中國官僚集團並不在意西方民間的看法。他們需要中國民眾與西方社會的對立來證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後又利用奧運火炬在西方的遭遇進一步刺激中國民眾對西方的敵意。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是極權主義的擅長。在面對宏大問題時,民眾沒有足夠資訊與知識進行獨立思考,容易被煽動與操縱。中國民眾雖然在多數問題上對政府並不認同,卻接受了把國家統一當作基本價值觀。對遠離自身日常生活的西藏,多數中國人只能以簡單的“分裂”與否進行判斷。當官方媒體以一個聲音指責西方敵視中國、偏袒“藏獨”時,激發起中國人的敵意不難做到。此次西藏事件除了把漢藏關係變成種族對立,同時又把中國民間與西方民間推向形成兩個對立陣營的發展軌道。的確,中國民眾這次對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聯網上,或是在國外街頭,中國愛國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國人不被允許看CNN,卻狂熱地反CNN;在自己國家沒有示威自由,卻在其他國家聚集起來再現文革場面(這些行動不乏中國官方支援和大使館幕後組織),一方面會讓西方人更強烈地在價值觀上否定中國,另一方面也會刺激西方民眾把中國視為具有強烈敵意、終有一天會威脅自己的整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分開,區別對待。陣營敵對最無理性存身之地,雙方都會採取簡化的認同,如足球流氓那樣聚在一起羞辱對方,不問理由,沒有是非。一旦當西方民眾和媒體認定中國人對西藏普遍存有殖民主義心態時,會使他們認定西藏必須從中國統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國政權性質將來發生什麼變化。中國民主人士堅稱中國民主後西藏就會自由的許諾不會得到信任,因為制度變化不等於民眾心態會變化。這將大大增加未來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難度。今日中共不再是意識形態至上的革命党,而成了善於投機的實用主義利益集團。照理說從自身利益出發,它也應該避免與西方形成陣營對立。然而事情朝什麼方向發展,往往取決於內在邏輯。專制體制的特點正是即使每個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動,全局結果卻可能遠離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體利益。這種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納什均衡”,對事物走向往往更有決定性。下面我們會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團對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計與趨利避害,合成了中國官方在此次西藏事件中的整體謬錯。 西藏獨立路線圖(中)...... 西藏獨立路線圖(下)...... 房地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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